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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元老焦易堂智斗汪精卫力拯中医药始末

2017-01-06 11:19:24 字数:5034字
被孙中山誉为“秦中杰士”的民国元老焦易堂,在20世纪30年代任国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委员长、最高法院院长期间,恰值汪精卫欲取缔中医,他牢记孙中山先生教诲,力挺中医,兴办国医馆,振兴中医中药,并主张中西医结合,甚至和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反复较量,成为民国弘扬中医药、促成中西医结合第一人。他在抗日战争期间培训中医药人才,办中医救护医院和中药厂,为中医药学发展,为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举世公认的贡献,可

被孙中山誉为“秦中杰士”的民国元老焦易堂,在20世纪30年代任国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委员长、最高法院院长期间,恰值汪精卫欲取缔中医,他牢记孙中山先生教诲,力挺中医,兴办国医馆,振兴中医中药,并主张中西医结合,甚至和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反复较量,成为民国弘扬中医药、促成中西医结合第一人。他在抗日战争期间培训中医药人才,办中医救护医院和中药厂,为中医药学发展,为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举世公认的贡献,可谓良医贤相国士风。

端直温厚,力挺中医面斥汪精卫

1929年2月,担任民国政府行政院长的汪精卫,让其爪牙把持的国民政府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通过曾留学日本学习西医的余云岫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一时全国哗然。几天内,各地中医药团体的质问函电纷纷飞向南京政府。3月17日,全国十七个省市二百四十二个团体的二百八十一名代表云集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大会当场成立了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组成赴南京请愿团,要求政府立即取消议案。全国总商会、中华国货维持会、医药新闻报馆,以及南洋华侨代表等亦电请保存国医。

当时,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正在南京召开。汪精卫爪牙把持的卫生部派人敷衍代表:该提案虽获通过,但暂不执行;改称中医为国医;同意成立“中医学社”等。

焦易堂利用自己的身份在政界人士中奔走呼号、联络、抗争,甚至在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拍着桌子斥责汪精卫说:“你说中药无用,你尝一点砒霜试试看!”驳得汪精卫哑然无语。

在焦易堂斡旋下,国民政府后来不得不撤销了汪精卫爪牙推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

但汪精卫爪牙把持的卫生部,反对中医的政策丝毫没有改变,依然变相地废止中医。不久,卫生部变本加厉,联络教育部,通令中医在诊病时,禁止参用西药及器械;中医学校降格为中医传习所或中医学社,不准用学校的名称,以限制中医人才的培养;中医医院改为医室等。其目的,是逐渐消灭中医。

汪精卫及其爪牙此举,再次激起焦易堂的愤怒。

焦易堂再次挺身而出。他发动中医界,在这一年2月1日,于上海召开临时代表大会,十七个省市及南洋、菲律宾等二百二十三个团体的四百五十七位代表参加。这时,焦易堂已清醒认识到行政地位的重要性,鼓动中医学界要明确提出中西医平等待遇,中医参加卫生行政,中医药改称国医国药,编纂中医药字典及教科书等,并再次派代表进京请愿。这次请愿的规模和声势较前一次更大,惊动了蒋介石。

为中医药争取平等地位,焦易堂还多方奔走,联合中医药界有识之士裘吉生、蒋文芳等人,提议设立全国性中医药学术机构中央国医馆。1931年3月17日,中央国医馆在南京成立,陈立夫为理事长,彭养光、陆渊雷、谢利恒等十人为常务理事,焦易堂亲自任馆长,陈郁、施今墨为副馆长。

就在这一年,焦易堂促使国民政府核准通过了《中央国医馆组织章程》及《中央国医馆各省市国医分馆组织大纲》。中央国医馆下设推行处、医学处、药学处和秘书处,并设有多种特别委员会,其中最重要的是“学术整理委员会”及其后的“编审委员会”。他还提出以现代科学研究中医药,力主中西药结合,拟定中医药发展方案。焦易堂可以说是推进中西医结合第一人。

为了纪念这次抗争的胜利,并希望中医中药能在中国乃至全世界弘扬光大,造福人类,焦易堂联络医学界人士将3月17日定为“中国国医节”。

正是由于焦易堂的倡导,全国各省市纷纷筹建国医馆分馆,甚至远在旧金山以及港、澳、泰、菲等地也都由侨胞组建了分馆。至1936年10月,海内外已成立及正筹备的国医馆分馆达一百一十九处,堪称一时之盛。

肝胆照人,为中医条例据理以争

汪精卫及其爪牙废除中医案撤销后,依然不甘心,又挖空心思来限制中医药发展。1930年下半年,民国政府公布《西医条例》,焦易堂等起草的《国医条例》却始终未能正式形成法规并公布。1932年,焦易堂再次以中央国医馆名义函呈国民政府行政院,要求派员审定《国医条例》,仍然没有结果。1933年6月,焦易堂第三次联合国民党中央委员叶楚怆、陈果夫、陈立夫、邵力子等二十九人,在国民党召开第三百零六次中央政治会议时,提出了“制定国医条例,责成中央国医馆管理国医,以资整理而利民生案”,并附上所拟的《国医条例原则草案》和《国医条例草案》。时任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再次在大会上强烈反对。

汪精卫当时权力欲望极其强烈,他之所以坚决反对中医,主要是从排除异己、巩固自己权力出发,以限制曾经同在孙中山身边工作的焦易堂。二人分别于1905年和1909年在陕西西安、日本东京加入同盟会,积极参与辛亥革命,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他们两人,都曾效法荆轲刺秦王,从事暗杀清廷官员行动,名闻一方。北伐胜利后,汪精卫联络地方大军阀和国民党左派,大搞宁汉分裂,违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宗旨。

汪精卫这一废除中医的言论,甚至蒙蔽了一些留学国外回国的知识界人士,如傅斯年等,他们单纯天真地认为这是一场学术之争,纷纷发表言论,支持汪精卫废除中医药。一时间,全国各地,特别是在医疗界、知识界立即爆发了一场关于中医废存的大辩论。

汪精卫看到自己引火成功,立即变本加厉,企图架空担任国医馆馆长的焦易堂。1933年6月27日,汪精卫主持行政院第一百一十二次会议,以国医馆为学术团体,不宜管理中医,再次否决了焦易堂关于中央国医馆管理国医的提案。

当时兼任立法院法制委员会委员长的焦易堂,利用这一身份,在立法院开会讨论前走访各委员,解释其中因由,使此案在法制委员会会议上获通过。但在立法院召开立法委员全体大会时,因立法委员分歧较大而未通过。在这次会上,主张保存国粹一派,和主张废除中医一派争论非常激烈,以致焦易堂声称要辞职,可见当时斗争的激烈程度。

那些企图废止中医的人,也搞起了请愿活动,派出对南京政界十分熟悉的牛惠生、颜福庆二人四处活动。牛、颜找了废止中医的总后台、刚刚接任行政院长的汪精卫。

就在存废两派争论相持不下的时候,汪精卫写信给孙中山先生的儿子、刚接任立法院院长的孙科。他写道:“此事不但有关人民生命,亦有关国际体面,若授国医以行政权力,恐非中国之福……今此案已送立法院,惟盼吾兄设法补救。”试图取得孙科的支持。

所谓授国医以行政权力,是指国医条例中规定,卫生部下设中医委员会,负责管理全国中医中药事务,实际上也就是中医可以参与卫生行政。这对承担着全国百分之九十人口的医疗保健任务的全国八十多万名中医、二十多万家中药店来说,完全是理所当然的。汪精卫、褚民谊一伙不容中医存在,把全国人民的医疗保健任务交给人数不足六千、只在城市才有医院的西医,能说是真的关心国内人民生计吗?他在中政会上“再三痛切言之”,得不到与会人员的积极支持,又企图借孙科出面作最后的挣扎。

孙科不仅对中医较为客观,而且明了汪精卫挑起中医废存争论的真正原因。在1933年12月15日立法院召开的第三届第四十三次会议上,将《国医条例(草案)》更名为《中医条例》,并将中医的行政管理权隶属行政院下的内政部,才在立法院召开的第三届第四十三次会议上获得通过。

汪精卫再次棋输一着,其废除中医的阴谋破产。

急公好义,曝光汪精卫信中医

立法院通过了《中医条例》后,汪精卫把持的行政院,却消极拖延迟迟不公布。无奈之下,焦易堂鼓动中医界,在1934年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时发起游行请愿。但是,亦没有结果。焦易堂慨然而起,发表了《为采行中医条例告国人书》,当仁不让地让国医馆执行起中医行政权来。但是,岂肯善罢甘休的汪精卫,在全国医师公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反中医的长篇演说,指责中医不科学,如果谁有中西医并存的观念,便会使医学“陷入非科学的歧途”。上海市国医公会强烈抗议汪氏的言论,分别致电国民党四中全会、国民政府和立法院,要求提高国医国药的地位、中西医平等对待并尽快公布《中医条例》。但是,汪精卫置若罔闻。

其实,汪精卫其实不仅相信中医,而且经常请中医为家人诊病。

1934年,汪精卫的岳母患病,西医屡治无效,不得己请国医馆副馆长施今墨往诊。当时西医认为不可能用中药治愈,但结果施今墨的处方却是“一剂知,二剂已”,两日即治愈。汪精卫也不由信服,制送“美矣良医”匾额感谢施今墨。但施先生没有收下汪精卫送来的匾,而是提出一个要求:“既然您肯定中医能治病,请您收回‘取消中医’的决定。”当时汪精卫虽然没有立即表态,但此后他对“取消中医”的态度不再坚决。

就在《中医条例》迟迟难以公布的1934年年底,施今墨将他为汪精卫岳母治病的消息告诉了焦易堂,焦易堂立即发动海内外《中医》杂志纷纷登载了一条新闻——“汪精卫亦信仰国医”。此新闻一登,舆论哗然。主张废除中医派辞穷理屈,坚挺中医派乘胜追击,有人讽刺说:“国医而能为国际体面而牺牲,则国医实有大功于国际体面矣!中国积弱已非一日,国际体面不在赔款失地,而在国医的存在与否?”

焦易堂力挺中医,占了上风。汪精卫爪牙把持的民国政府卫生部,不得不正式公布《中医条例》。但汪精卫心有不甘,指示卫生部成立中医委员会,负责管理全国中医中药事务,剥夺了国医馆管理全国中医、试点中西医结合的职能。

对权力斗争厌倦的焦易堂,弘扬中医药的目的达到了,也就宣告了汪精卫为首的废止中医案的彻底破产。汪精卫后因众叛亲离不得不出走流亡海外。焦易堂在1935年7月,任国民政府最高法院院长。

救兵治民,辞官办中药厂培训医务人员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后,汪精卫回国出任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主席,抗日战争爆发后,汪再任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一时成为国民党内和国民政府二号人物。在“八一三”淞沪抗战时,领袖欲依然不死的汪精卫看到日军攻势日盛,认为时机到来,便组织“低调俱乐部”,强调对日作战无望。忧心忡忡的焦易堂,不仅在民国政府会议上针锋相对批驳汪精卫,且立即以国医馆名义,在南京创设中医救护医院,并亲自担任董事长。吴淞口大战爆发时,正值寒冷冬季,上海、南京的伤兵、病民日益增多。而国内缺医少药,只能眼看着那些无医药可治的伤兵难民,活生生死亡;而且导致瘟疫蔓延,军心、民心惶惶。焦易堂组织中医救护医院医护人员日夜开诊,收容救治伤病员,最多时一天收容伤病员超过千人。上海沦陷后,南京会战前,汪精卫干脆赤裸裸跳出来主和,散布抗战亡国论。

1937年10月,陶德曼出面调停中日关系,正中汪的下怀,两人“款款而谈”,他认定“和平有望”,对抗日毫无热情。焦易堂则不顾年迈之身,一方面组织中医救护医院医护人员救治伤病员,一方面带中医救护医院先遣队,溯长江而上,临时驻扎汉口收治从前线转移下来的伤病员。国民政府撤退到汉口后,汪精卫置轰轰烈烈的抗战于不顾,醉心主和,甚至说:“我对于觅得和平的意见,在会议里不知说过多少次,到广州丢了、长沙烧了,我的意见更加坚决,更加期其实现。”焦易堂再次带领中医救护医院先遣队,辗转至重庆设总医院救治伤兵难民,日门诊多时再次达一千余人。

1940年,日军对重庆不仅实施空中轰炸,且占领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切断了中国抗日政府唯一补给线,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时刻。领袖欲强烈的汪精卫,不惜在南京成立傀儡伪中央政权,以“和平反共建国”为口号,破坏抗战,残酷镇压沦陷区人民,并组织伪军配合日军向中共抗日根据地进攻。

古道热肠的焦易堂,为挽救时艰,于1940年9月干脆辞去了最高法院院长职务,专心于中华制药厂大规模进行生产,广为散发医药品,救治前方抗日将士和各地难民。爱国华侨陈嘉庚到中华制药厂参观,焦易堂鼓动他捐资扩大生产规模,在缺乏国际援助的抗日战争时期,为国为民做出了杰出贡献。焦易堂还组织中央国医馆,举办了五期医务人员培训班,累计培训战时医务人员上千名,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战胜利后,焦易堂和于右任等发起在南京筹建首都国医院,并组织编写教材。焦易堂后来辗转到了台湾,但依然不忘复兴中医,每日抱病参加中医考试工作,终于积劳成疾,于1950年10月28日逝世。

(摘自:《名人传记》)


文章原文来源:《新闻选刊·下半月旧闻新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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